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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运泰:探寻地球内部奥秘
  发表日期:2013年11月5日
  1940年出生于福建厦门,原籍广东潮阳。地球物理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1966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1982年起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1~1983年于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地球与行星物理研究所任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地震波与震源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在利

  

  在今年6月结束的第10届亚洲与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简称AOGS)学术年会上,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陈运泰院士当选为亚洲和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主席,成为AOGS成立十年以来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主席。

  开幕式上,陈运泰以其“在地震震源研究、地震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以及为国际和亚洲科学界做出的无私服务和为AOGS创立与发展付出的不懈努力”被授予2013年度AOGS“艾克斯福特奖”。“艾克斯福特奖”自2010年设立以来,共有4位科学家获奖,陈运泰院士是首位获此荣誉的中国大陆科学家。

  面对如此高的荣誉,陈运泰谦逊说:“作为一个专业与重大自然灾害研究有关的地球科学家,我从未梦想到有一天会被授予某个奖项,尤其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奖项。这些不仅仅是因为我辛勤的工作,而且是得益于幸运之神的眷顾,我幸运地赶上了好的天时地利!”

  潮籍院士获国际大奖,是500多万汕头人莫大的荣耀。日前,记者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通陈运泰院士电话,刚刚表达采访意图,陈院士一口爽快地答应了,令人喜出望外。

  真诚坦荡、虚怀若谷的院士风范,肃然起敬!

  不断开拓地震科学新领域

  恩师教诲终生难忘

  《汕头日报》:您是闻名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是潮汕人的骄傲。我们都十分敬仰您。能向我们介绍您的科学成就吗?

  陈运泰院士: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地震科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认识地震发生的原因及其规律,预测地震及其灾害,为人类预防和减轻地震灾害服务。

  我在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以探求地震发生的原因和规律为主要目标,将地震学与其他学科研究相结合,发展地震科学,在实际的观测资料中寻求地震科学前沿问题的新证据,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比如说,系统地发展了地震波和震源物理研究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首创用地震、地形变和重力资料反演大地震震源过程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地震震源动力学和地震序列的模拟;率先将数字地震学和强地面运动地震学引入中国;在国际地震学界率先用近震源强地面运动记录反演地下核爆炸以及中、小地震的矩张量并揭示其震源过程的复杂性等等。

  恩师教诲终生难忘

  《汕头日报》:看了关于您的一些介绍,从小就受到很严格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父辈及恩师的教诲在您的人生经历中是不是影响很大?

  陈运泰院士:我的家人、同学、朋友常非常友善地拿我的中文名字“说事”。说我如我的中文名字所说,运气好。我必须承认这种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的确,在我的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的时候,我常常碰巧幸运地赶上好天时地利。

  我的原籍是广东潮阳,父母亲于上世纪20年代末自广东潮阳移居福建厦门。父亲经商,母亲是家庭妇女。我虽然生在厦门、长在厦门,但我的先辈来自潮汕,父母对家乡眷恋殊深,经常跟我讲起家乡的事情。所以,从小到大,任何情况下都很“较劲”,填写任何表格时,一定要写明我的出生地是厦门,但原籍是广东潮阳。我杜撰自己是“双重省籍”,调侃称自己是“广东厦门人”,“福建潮阳人”。

  我父母十分重视子女培养教育,1944年我还只有4岁时便就近送到厦门大同小学上学。1950年考入厦门大同中学,1956年以全校最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8年被分配到物理系地球物理专业学习。1962年毕业于北大地球物理系后,考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师从曾融生先生(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当时的研究方向是与地壳上地幔结构有关的非均匀介质中地震波传播理论。

  就像我在2010年获得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GU)国际奖上的答谢词说的,我十分感谢我的中学老师,在他们的教育和引导下,我1956年成功地考进著名的北京大学物理系。我十分感谢已故的傅承义教授和曾融生教授。他们谦虚、谨慎和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以及他们即使身处逆境仍锲而不舍地钻研科学的崇高精神一直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

  地震预测前景是审慎乐观的

  《汕头日报》: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地震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灾害,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多年来在探求地震发生的原因和规律、发展地震科学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从近几年发生的地震灾害看,有些人说地震是可以预测的,也有的说不可预测,这方面您如何看呢?能否给我们普及一下地震科学知识?

  陈运泰院士:一部地震科学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地震学家不断克服困难、不断有所前进的历史。面对地震灾害,地震工作者要勇于迎接挑战,知难而进。虽然对地震可预测性这一理论性问题的探讨还在继续进行中,但我认为,对地震可预测性的限制可能是因为得不到极其大量的信息。客观上,地震预测有三大困难,即地球内部的“不可入性”,大地震的“非频发性”,以及地震物理过程的“复杂性”。然而,困难不能作为放松或放弃地震预测研究的借口。分析讨论地震预测的困难是为了阐明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

  我认为,实现地震预测的科学途径包括依靠科技进步、强化对地震及其前兆的观测、开展并坚持以地震预测试验场为重要方式的地震预测科学试验、系统开展基础性的对地球内部及地震的观测、探测与研究计划,加强国际、国内合作,促成资料共享,建立虚拟的、分布式的联合研究中心。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实现地震预测的前景是可以审慎的乐观的。尽管实现地震预测的征途中横亘着诸多困难,但中国地震学家一直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

  地震科学研究应与防震减灾工作相结合

  《汕头日报》:近年来,汕头周边地区的一些地方都有过地震,也普遍有震感。很多人是“谈震色变”,如何建立防灾减灾体系、加强地震的预报预防等方面,您能否给我们上一课?

  陈运泰院士:在众多的自然灾害中,特别是在造成人员伤亡方面,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和的一半以上,地震灾害堪称群灾之首。

  我一直提倡将地震科学研究与防震减灾工作实际相结合。我曾与美国科学家合作,在河北怀来开展试验,利用天然地震和人为地震作为震源,通过对近震源观测资料的综合分析获得高精度的震源和传播路径的信息,从科学的角度,为预防和减轻由于矿井的采掘活动而人为诱发岩爆和坍塌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提供了科学依据。2008年汶川强震发生后,我和我的研究组随即下载全球地震台网(GSN)记录资料,进行了汶川地震破裂过程的反演。在地震发生后4个多小时就提交了测定结果,指出汶川地震有4个滑动量集中的区域,这一结果“预测”了汶川地震宏观破坏的分布特征,并为随后的现场调查所证实,为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牢记地球科学家的神圣天职

  《汕头日报》:您的治学态度和无私奉献精神十分值得敬佩。然而,搞学术研究非常辛苦,尤其是像地震科学的研究。在对待灾害频发等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上,您认为地震科学研究将有何作为?

  陈运泰院士:近几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在促进将地震破裂过程研究成果应用于地震灾害的快速应急响应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虽然我们的研究成果在某些重大地震中得到了成功应用,但远未能满足防震减灾的强烈需求。

  人类当前面临着诸多严重问题,如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灾害频发等。这些问题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后果。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跨学科合作,需要科学家和决策者的共同努力。

  由于这些难题大都直接或间接与地球科学有关,在灾害发生时,地球科学家难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我认为,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是科学家的神圣天职,对地球科学家来说,能最大限度地把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或影响降低到最小,便是对他(她)的最高的奖赏。

  本报记者 陈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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